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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澄明: 我看到一个倒退着走路的人 ——诗人李清联记
时间:2021-05-02   浏览次数:181    作者:陈峻峰

1

      流水一样的岁月里,焦躁与奔波的徒劳,遮蔽了私人生活的惆怅意义。从对亲人、爱人、师长、朋友的感恩里,间或生出诸多令人着慌的歉意和悔痛,仍然不乏理由和说辞,敷衍我许多年来,一直存在于心的那个未敢向先生说出的许诺。那个许诺,空悬在情感里,仿佛巨大的蜂巢,而蜂群们早已溃散了家族的欢宴,分崩离析,纷扰而去,偶有记忆仿如小小落单者,嘤嘤煽动薄薄的羽翅,从时间迷离的深处飞回来,蜇你一口,留下一点小小的疼痛。本能的反应,瞬间,冷不丁的,成为生命深处的惊蛰。
      其实那时,我有可能正在官场调侃,也可能正在情场调情。

      “人有了温饱之后/他娘的/人/就忘乎所以了。”这里所说的“温饱”,我们都知道,肯定不再是单指衣服或者食物,但也不是一个价值载体上的道德隐喻;而这里的“人”,在天使与魔鬼之间,我以为,可能是所有的人了。郭德纲说,别笑,笑我削你。
      我终于能够把我的身体挟持到一辆去洛阳的车里,已经是2009年的秋天。那一天,我称它为某一天。——我需要这样含混的表达,就像到达洛阳那个下午阴沉的天气,让我的情绪迷茫而浑浊。我的同学建中忙,一应安排好我的食宿,我再不忍把他留下,艺辛不明了了地在电话那头憨笑,少咏接新生报到,朱欣英正在开车往家奔,乔哥风光天下地赶场子,清音虫蚁般弱小地在学校加班,玉车长弓的八里庄在电话那头很远……
      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在洛阳,九朝古都,现实中这么一个偌大的城市,对于我,还有谁呢?失去朋友的参照,我能是谁呢?只这一问,天色迅速暗下来,我在神都大厦的8楼临窗恍惚看见对面的洛河大桥上,行人和车辆穿梭逶迤着,心事重重。
       这个怪诞的时代,信阳,或洛阳,怎个都是都市景象相同的疯狂、追逐、游荡、混乱、盲目和疲惫。我已经不知道顺着牵挂的丝缕挟持着我的身体来洛阳的目的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洛阳市太原路317号十院6-1-202号,找到李清联老师。——在这里,请允许我称他为先生。
一丝雨斜斜地从风里飘来凉意,埋伏在我生命深处的惊蛰,再次隐约滚过轻雷,在洛河,在涧河,在瀍水,在谷水,在邙山,在伊阙,在夏墟,在成周,在王城,在明堂,遥远空濛,响起先生的歌声——

大地之水兮!
蒸发而为云。
云复为水兮!
水回归大地。
如此反复兮!
九九归一。

那天是周末,人人都更加,无所适从。

2

      我在想,我现在是否,需要给先生一个电话了。
我的犹疑,是我讨厌手机这种现代化的玩意儿,它让我们的全部身心,听命于它,依赖于它,而让我们失去的,除了自由和独立,还有想像、过程、意外和惊诧。还有那种手足无措和不可预知。因此,我不知道是手机隶属于我,还是我隶属于手机。手机丢了,人就丢了,世界就丢了;手机丢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感觉顷刻之间,倾家荡产。
      我和我们的两难是,讨厌它,又离不开它。这让我常常想到婚姻、中国股市或者中国足球。
先生也用手机。那么果然是“一切都如东流之水/去者已去/亡者消亡/灵魂已被超度/裸露已被覆盖/新世纪的朝阳/正在/冉冉升起/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老地方了。”“老地方”是旧有时代及其生活方式的代指么?对不起,我必须为之做出说明了,先生在这里意图表达的恰恰不是信心,而是失落,不是豪迈,而是悲伤。请你一定原谅先生诸如“新世纪”、“朝阳”、“冉冉升起”这些非诗的惯性语词结石,他仅仅是想表达一个转折,因为他原是要到老地方,去寻找老地方的,他寻找到了“那山那湖那河床那城池,那荒漠的岭那突兀的林,那墓地”,就像历史或者生命本身,先生呈现了时间进程的意象,从源头到归宿,从生到死,那些“老地方”,在一些时候,都是时间进程的一次转身,我们对自己凭吊的地址。
      问题是我不知道先生那天身上是否带着手机,突然振响的彩铃,不知是张惠妹,还是邓丽君;不知是周杰伦,还是罗大佑。但我相信先生不会惊愕,像日常那样,显示着一位长者、智者向来的安心和沉静,于是打开手机,接听那个电话。
       ——他在用一个时代最为惯常的行为,继续向我们说明,不是新世纪的朝阳正在冉冉升起,而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老地方了。
      于是我拨通了15038633658
      就是这样,手机的一次简单拨打,解除了我于洛阳的这个浑浊的傍晚的困窘,从而放弃了寻找——生活与写作双重意义上的想像、过程、意外和惊诧。以及手足无措,不可预知。放弃,可能会成为一种去蔽和敞亮的暂行策略。残酷和谐谑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放弃本身,就表明了这种策略的无可选择性,就像这个周末,洛河大桥上的行人和车辆,就像人类停止不下欲望的脚步,我们已经不能自己。
      在两个手机之间,是物理的空间距离,不再有苦难,也不再有幸福,我和先生现在就是两枚“钉子”——

钉子不是自己
钉在木板里的
是钉钉子的人
把它钉进去的

钉钉子的人
一定有什么原因
他只是没说

而现在的既定事实是——

钉子要想出来
钉子不能自拔。

      这是钉子并不知道它所负的“使命”,也是钉子被囚禁在木板里的“宿命”。
      惶惶,乃至惊悚,怎会这样!

3

      现代科技让声音清晰而逼真,迅速到达另一个人的场景,几乎不需要模拟,就能听到那个人的眼神和脸色,情状和情绪。奇幻的时代,当然也可说,魔鬼的时代。因此,许多时候,可以用“恐惧”来表达这种逼真。
      固然很多年没听到先生的声音了,但那天在手机里,一听,就是先生,还是带有原来孩童的清纯,只是那里很安静。——这并不能让我就此引申诸多关于对他诗坛“阳光老男孩”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个误会,无端地只会让我对先生心生忧伤。其实真实的先生,是他对自己的描述——

浓密的摇曳的枝叶
织成阻挡炎热和杂尘的生命之网
仿佛一切都被过滤
只留下绿荫和温柔如丝的光

      许多年前,我看到先生就是这样怀着他生命巨大的沉静,端坐在那里,秋日的阳光从他背后的窗子投射下来,空气澄澈透明,能看见阳光里闪烁飞翔的植物纤维和花絮颗粒。先生胳膊肘支在主席台的桌面上,将右手搭放在左手上,轻轻撑着下颚,耀眼的白发,一如雪莲,仿如在高山之巅,辉映着刺目的岁月光芒。端坐在那里,沉稳。安详。慈悲。崇高。
      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瞬间,从此定格,成为面对。那些世态的炎凉,那些世俗的杂尘,那些生命的飞扬和沉沦,此一时刻,一切都被过滤。
先生浅浅地笑了,这时的先生才真的像个孩童——

头发是由黑变白的
慢慢变白的
一根一根白的
几根几根白的
花白变成全白的
……

白着白着
就白头翁了

更加孩童的是那天他在自家院子的梧桐树下,天真地自语——

梧桐是我栽的
土是我培的
水是我浇的
枝是我剪的
杈是我打的

我的头 白了
它的叶 绿了
梧桐伞下
看滴滴梧桐雨
滴答滴答……

我不知道先生院子里的梧桐雨何时停止,而天放晴了,场景已经置换——

重阳节那天
阳光老男孩
和几个少男少女
玩起了街舞

那雪白的头发呀
好一朵美丽的雪莲花

招来了围观的人群
和警察。

      一个调侃,两幅画面,真实或者在场,虚构或者想像,未必不是表达了对岁月的藐视表象,而在先生的内心,却为我们遮蔽掩藏了生命繁复巨大的沉疴。固然历经人世沧桑,一切都被过滤,直到我眼前瞬间定格的沉静和安详,“只留下绿荫和温柔如丝的光”,但那刺目的白发终是时间对生命无情的浸染,时时成为我心中惊恐的闪电。
       那一年是2005年,河南栾川龙浴湾“金秋诗会”,在那里,我看到多年后的先生,米黄色的夹克,微微有一些驼背,瘦弱,清癯,一头白发,额头中央,个性突出地有一颗微暗的痣,仿佛一个固执的标点。
      那次诗会,还有王绶青、刘学林、高旭旺,和今年4月7日刚去世的王怀让。是的,王怀让,一位具有史诗情结的中国诗人,保持着一个时代政治抒情的不衰亢奋和讴歌热情,曾被人视为中原的精神恢宏、豪迈、骨质和钢铁,但死亡——这个不能简化的事实,带走了他比诗歌更真实丰富的全部的生命记忆,就像洒在黄河里的诗人的骨灰和纷落追思和悼念的花瓣,从花园口漂向大海……

4

      之于我一个懒散粗疏的人,连我都惊奇,我竟完整保存了自1982年之后先生写给我的全部信件。找到这些信件,并不能解决许多天来我对先生叙事选择的困扰,但通过先生用心、认真的笔迹,可以让我再次触摸那个已经不在了的文学的美好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好年代。
      信纸的上方印着绿色的两个字:“洛神”,稍稍辨认,应该是茅盾先生的笔迹。《洛神》是一本文学刊物,很多人至今都会记得。先生是这个刊物的创办人,也是这本刊物的主编。先生就是用印有“洛神“的信纸写下了那些信件。我是《洛神》的诗歌作者,牙牙学语的样儿,必是浅薄幼稚得很。先生忍耐并宽容了我,鼓励,启发,教导,点点滴滴,以致从写作发展到如长辈的关怀和爱。许多年里,想到先生那时待我,我就会想到“恩情”这个深沉温暖的词语和抚爱。
       因此我需要将先生写给我的信件在这里做部分摘抄——

       1982年6月21日:“大作《拓荒者的爱情》在本刊发表后,读者反映不错,《星星》诗刊五月号也在一篇年度诗歌综评中提到。本刊第四期(七月十日出)发了短评,请注意。”

      1983年1月26日:“谢谢你对《洛神》的支持,你的诗给《洛神》增了光。《拓荒者的爱情》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当时,编辑部好几位同志看了都很高兴(如张宇、张志玉),编好后,由我签发的,按我的本意是发刊物整个作品的头条,送宣传部审稿时,有位领导不同意,结果只发了诗歌(栏目)头条。更使人遗憾的是那位领导亲自拿笔勾掉了……那几句,使这首诗在思想深意上减色不少,那几句‘深入’,以造成诗的回旋是很有必要的。政治领导高于一切,有什么办法呢?……你的诗富于感情,这是非常可贵的。现在许多诗都没有感情了,有的很花哨,卖弄,有的冰冷僵硬,很使人担心。你的问题你已认识到了,过直,实际是白、平。直未必不好,但必须深、新。……现在的诗歌发展很快,我就赶不上了。望我们都吸收新的东西,多探索。”

      1983年3月17日:“你的信和你的诗一样,坦率,热情,诚挚。我又得一好友,很高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大作《拓荒者的爱情》已被评上‘洛神文学奖’。在读者的推荐中,你的诗票数最高,评选小组意见也完全一致。可见这首诗确实是好诗,读者的公论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四月中旬在牡丹盛开的时候颁奖,邀请你和有关获奖作者来洛观赏牡丹……刊物仍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办一期算一期,估计寿命不长了。”

      1983年5月1日:“你对诗的下一步打算和考虑,我觉得是可以的。形式不是主要的,当然 不是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诗的感情和诗的内涵,怎样能表达感情就怎样写,但也确实有形式束缚问题,这只有在写作实践中慢慢探索。有时候不妨把一首诗变换几种方法试试。你的特点在于感情和气质的纯正和宏大,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特点弄的没有了。注重形式,而又不做它的奴隶……”

      1984年4月10日:“信及米酒曲子都受收到了,谢谢。信中知你准备考学,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能再读几年书,当然会有益处……下半年如有时间,我计划能给你写篇诗评,你发的东西可集中一下,我能全面看一下最好。不过,暂不着急,你正准备考试……如果不费时的话,早寄给我也好。”
……
      1983年4月17日至21日首届洛阳牡丹花会期间,我作为首届“洛神文学奖”获奖作者参加颁奖大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牡丹花,也是第一次见到先生。
      于今将近30年过去了,浑然不觉,无可检点。蒸发为云,云复为水,九九归一,之于生命,及至诗歌,或者信件,在物质和精神的定义上,什么都没有时间来得残忍,让我们甚至,不能稍稍有一次多情的流连和回眸。

5

      记忆是私人情感文档的备份和陈列,存放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文学的故事。换言之,一切的文学都与记忆有关。然而当我们打开来那些备份和陈列,不过是一些已经撤离了现场的瞬间、片段、印象、局部,或者人物、事件、物品、地理的名称。
      是的,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场,抑或刚刚离开了现场,显然那个“我们”都不是这个“我们”了。进入艺术的言说和呈现,记忆都具有了虚构的成分。就像2009年洛阳的这个秋天的上午,从神都大厦下面打的的我,穿过立交桥的我,穿过王城公园的我,穿过涧河的我,穿过牡丹广场的我,以致到了洛阳市太原路317号十院6-1-202号的我,轻轻敲开了先生家的门的我,在靠南的窗子下静静聆听和享受先生谈话的我,都已经不是我了,或者说我不断替换了我。因此,聆听先生断续讲述他漫长的一生,苍茫烟云间渐渐浮现的最后可能就是一些动词、副词、介词、数词、量词、形容词,或者名词,譬如北川中学、奥运会、新世纪、阳光老男孩、东南亚海啸、卢沟桥、森林、动物园、凯旋路、达坂城、四方街、伏牛山、云梦山、仙人谷、十八盘、三门峡、《洛神》、洛阳地区文联筹备组、十一届三种全会、粉碎四人帮、天津黑会、芙蓉镇反革命集团、红艺兵、河南二七、批林批孔、浇铸者、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洛拖、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西安第三发电厂工程筹备处、沈阳、西北电业管理局、圣路中学、西安东六路、东三路、圣河中学、白楼、小刘庄、洛阳师范附小、孟县田寺村、田寺小学、许昌、圪垱坡……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倒退着列举了先生的这些与时间关联的名词,这些与时间关联的名词,有些是独属先生的个体记忆,更多的是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无论恍惚,还是清晰,无论遥远,还是切近,都成为历史的积淀,时间和时间生发的意义遮蔽了那些名词的真相,无疑,名词不再是名词本身。
       在此之前,包括那一天及其之后,我和先生,都难以对那些名词作出指认和说明了。

       1934年农历4月19日,先生出生在圪垱坡。圪垱,一个生僻的地名名词,71年后,先生才开始来对记忆中的这个名词作出解释——

       我在辞书里找到圪垱二字/圪垱/乃土堤、土丘、土堰也/我家就在圪垱坡上/我在坡上北望太行/常常想起那些农谚:二月二/龙抬头/那些俗语:北山戴帽/长工睡觉/也难忘:拖儿带女/圪垱坡逃荒……

       不敢想像,一个人最初的出生和成长,在70年后,就剩下一句农谚和一句俗语,而“圪垱”作为先生的出生地并具有“生份”和“故乡”于地理和文化意义的证据确认,先生却只能从辞书里找到这个名词广义的解释。而许多年之后,先生回到了那里,找到了“圪垱”这个名词于辞书之外的和自己的血肉联系——

圪垱坡 依然朴实
既像我爹
又像我娘

       ——他找到了”圪垱”和自己的血肉联系,找到了生命的根据,甚或是他存在和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根据。一个人不能没有根据。他无法找到别的比喻。
      因此,当“圪垱”这个名词到达我们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地址了,一定意义上,是在重新开启中的诗歌命名,不独属于先生的一个精神的方位和向度。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父亲身边带着一个10多岁的男孩,先生称他“老大”。父亲是再婚,比母亲大了许多。先生说,母亲一辈子就生了我一个儿子。

6

       我对记忆事实与名词真相的如此审慎和警惕,不仅是记忆在成为文学叙事的虚构性质,而是那天在与先生谈话的间隙我起身去给我倒茶,先生说,你看,光顾说话了。于是先生硬是把我的杯子拿了去,到外面的客厅去给我倒水。
      我和先生谈话是在先生的书房,我坐在书桌前,先生坐在我对面的床上,先生离开后,那个地方就空了,而当先生回来后,就会替代先前坐在床上的那个人。那么是时间消费了我们,还是我们消费了时间;及至设问是身体消费了我们,还是我们消费了自己。先前坐在床上的先生无疑已进入记忆和想像,成为书写命题的空置。我没有离开书桌,不过一个时间姿势上的持续。就像美国作家保罗,说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面前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
曾经如此。此后不再。

      8岁那年,先生说由于灾荒,随着祖父外出逃荒。理论上先生8岁那年,应该是1942年,——我用这样不确定的句式表达,显然是说先生说的和我的推算都是不可靠的。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祖父领着他往许昌去,“老大”所在的部队就在那里,先生还有个“表哥”也在那里,是“老大”把“表哥”带到部队上的。那支部队,是胡宗南的部队。
     “老大”在许昌,这是构成了这个事件和祖父选择上的重要原因,但从老家河南沁阳圪垱坡祖父带着他一路逃荒历经了怎样在艰辛和屈辱,先生已经不能做出空间和时间上的描述,只知道到了许昌,见到了“老大”,祖父就死了。一双塌陷的眼窝,一张苍白的脸,或者一具骨瘦嶙峋羸弱不堪的死尸,呈现在先生平淡的叙述里,而先生没能说清那是那一年的哪个月份。
      “老大”是部队上的军需人员,对先生“不好”,对“表哥”也“不好”,表哥11岁。“不好”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理程度,两个孩子私下最终作出了逃跑的决定,构成了对这个“不好”程度上的间接说明。逃跑去哪?——在孩子那里,这似乎不成问题。表哥说他的舅舅在洛阳,那么就去洛阳;不行,就去圪垱坡。换言之,他们又能去哪呢。其实对于两个孩子,那时首要的不是去哪,而是逃跑。
       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诗集《绿云彩》的个人简介中这样写到:“李清联,又名马遵生,1934年生于沁阳李家,8岁后长于孟州马家,故亦李亦马,亦沁亦孟。”这是我读到的最早先生这样介绍自己,之后出版的《李清联短诗选》、《阳光老男孩诗抄》等,他都这样介绍自己。继而发现,发表作品和出版诗歌,先生都用“李清联”署名,而在他的很多诗歌里,却用“老马”自称。自称“老马”的诗,大多是先生纪实性的人生故事,后来集中在《阳光老男孩诗抄》里,编成其中一辑,就叫“老马传奇”。
      有意思的是,目录编排上还是“老马传奇”,而内文却印着“老马故事”。不知先生发现了这个错误没有,这并非是一个印刷或校对的错误,我在想,先生大致是觉得他的那些老马的事儿,既是故事,也是传奇吧。

7

       在这里,我想完整插录先生的一首诗,权且代替对先生童年生活的补充叙述。这首诗,就是《一个被历史尘封了的故事:嫂子》——

      我六岁就替我哥/和嫂子结婚了/那时/我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儿
我哥在许昌部队上做事/不愿回老家娶媳妇/我爷给他说了门亲事/就让我替我哥把嫂子娶到家
迎亲时我压的花轿/拜堂时我和嫂子拜的花堂/邻家的二孬掰惑我/说你哥不在家/媳妇就是你的/夜里你就和她睡一个被窝
      我真的缠着跟嫂子睡了/光屁股爬到嫂子肚子上/嫂子好气又好笑/就轻轻地把我推下来/小声说/小孩子/知道啥/哪个孬种教你学的坏
      过些天/我爷把嫂子送到许昌去了/可我哥说包办的/就和别的姑娘成了亲
回来后嫂子伤心地哭了/哭得天昏了/哭得地暗了/伤心雨/落满地/窗户纸/淋湿了/嫂子的枕巾湿透了
       我不知道咋安慰嫂子/就说/嫂子/你别哭/花轿是我压的/花堂是咱俩拜的/我哥不要你/我要你/嫂子/你别哭你别哭么/我会好好待你的
       嫂子哭得更伤心了/拍拍我/好兄弟/睡吧/睡吧/你还是个小孩子/嫂子不能嫁给你/嫂子心里啥时都记着你
      第二天/收麦子/嫂子让我坐在凉荫地/看着她割麦打捆子/嫂子是个麻利手/一会儿收了好几垄/我偷偷瞧了瞧/嫂子边捆麦子边抹泪/眼圈儿呀红红的
      妈妈也不忍心看嫂子空守下去/就心疼地劝嫂子改嫁/咱们都是女人/听天吧/认命吧/趁年轻再找个好人家
      那天夜里嫂子一夜都没合眼/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嫂子从来就没有这样亲过我
      又过了些天/嫂子决心要走了/天也更昏了/地也更暗了/割麦连天下大雪/苦楝树打蔫了/小叶子杨叶落地了
      嫂子给我做了双新布鞋/嫂子呀/又给我缝了个红布肚兜兜/临别时嫂子又哭了/我也抱住她腿/哭着不放她走
      后来/听说她嫁到山那边了/是摸黑去的/人家说是寡妇改嫁
      我在山这边呆望/三天不食/亦不眠/心中郁积着/儿时过早的/无尽忧伤
       又过了两年/传来了噩耗/日本鬼子在山那边扫荡/嫂子新嫁的那一家人/全都被圈在屋里给活活/烧死了

8

       那么现在,我们来和那两个孩子继续完成那次秘密的逃跑。
       从许昌到洛阳,我们现在当然清晰地知道了其间的路线和里程,并有很多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让你顺利通达。如果赶得紧,当天办完事还能去一个来回。但先生8岁和表哥11岁的那年,两个孩子如何辨认去洛阳的方向,如何判断路线,一路都走到了哪里,经过什么山梁、沟坡、田地、村庄,遇到了什么人,天晴还是下雨,走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如何睡觉,吃了什么,是否知道害怕,两个人都说了什么话,偶尔是否也相互打趣,穿的什么衣裳,光脚还是穿有鞋子,洗没洗脸,头发怎样的肮脏和杂乱,在哪里小解和大便……先生既不能用记忆告诉你,也不能用诗歌告诉,因为这一切,都超出了现实的想像。
        一个确切的结果是,他们最后走到了洛阳。事实是,他们那天认为走到了的洛阳,就是洛阳。另一个确切的结果是,表哥没有找到他舅!两个孩子很快就没有了依靠巨大信心鼓舞终于实现逃跑的欢欣。无家可归,与之相连的词语,就是流落街头。两个孩子那时的遭遇情景就像这两个词语自身表达的一样,这可以通过想像完成。
       他们被警察局作为流浪儿“收容”。很快,就被卖掉了。表哥被警察局卖给了郊区的菜农,先生被警察局卖给了洛阳煤场马寺街的一位账房先生,姓马,孟县人。这位马姓的账房先生,就是后来先生诗歌里称为“继父”的人。也被称为“寄父”、“养父”,或者“义父”。继父给他起了名字,叫马遵生。
      到这里,似乎就完成了先生从李清联到马遵生的转换。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先生人生的转换。当一切都过去了之后,先生觉得排除事物的合理性和偶然性,从李清联到马遵生,都是他重要的开始和转折。那些旧时代留给他人生之初的动荡、沉痛、卑怜、耻辱、饥饿、蒙昧、混沌,同样成为先生所说的“炎热”和“杂尘”,过滤之后,我们看到了先生在他的诗集里把他的两个名字都写在个人简介里,表明了这种重要。简介是繁复杂陈人生过滤的文字。与其说简介简洁,不如说最为重要。圪垱坡、马遵生、1959年先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们沸腾的工厂》,以及后来的“铸造者”、“阳光老男孩”、“倒退着走路的人”,都是先生人生识别的标示,为数不多的标示,一个人、一个诗人的关键词。
      先生在马家,还好,他被继父送去上小学。

      老马的义父写一手好字/他向那时还是小马的老马/传递这门手艺。

      继父写一手很轩的毛笔字/尤其爱抄古书/总是黑桑着脸/天天逼我挑灯夜读……

      正是这个义父,让先生有幸接受了最初的学习、训练和启蒙,能够开始认识并写下自己的名字:马遵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也由此让他一生为我们写作了那么多诗歌。我们从那些诗歌里理解一个人的时代和历史,发现一个人表达的世界和内心。自然也认识了先生的继父,那位写的一手好字有着简单文化理想的人。
      当时继父买他时请了警察局的客,最终达成的买卖交易,也就是说继父花了多少银子,或者说他一个8岁孩子的价格是多少,先生笑了说,不会多。

9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存在,那就是先生的母亲。在先生的诗歌里,被先生称作“娘”的人。先生的亲娘。这是这个故事在先生未知情状下并行展开的复线。
先生是娘的独生子,这就让先生成为母亲的全部感情承载,血肉的天地。当先生和表哥失踪的消息终于从许昌“老大”那捎信到娘这里,天地在顷刻间塌陷了。而娘没有倒下。已经成为马遵生的儿子不知道,自从娘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那天起,娘就开始了她人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寻找。那种生性、天性、母性全部化作了疯狂,她开始变卖家中所有的物品、器具和家产,她用她的小脚一趟趟往集市上搬运那些东西,然后一件一件地卖掉。——儿子没了,那些东西都变得毫无意义。她就拿了那些钱做盘缠,和丈夫开始在这世界上找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儿子,她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理由。
       所谓全部家产没啥像样儿的东西,能变卖出几个钱来,但母亲作出的这个行为,让我们不难判断,她为了找儿子可能根本谈不上有物质的准备,但她却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她可能找不到儿子,但她要找。同时表明,她一定要把儿子找到;找不到儿子,她将永不罢休,一直到死。我们看到了人性聚合裂变在一些时候爆发出的生命能量和光辉,气吞山河,近乎悲壮。
作为马遵生,那时可能正在学校里读书识字,浑然不知与此同时这世界上还有一位疯狂的母亲在对他四处绝望地寻找。借用当下一句网语,李清联,你娘喊你回家吃饭。但先生那时不能够听见,甚至没有家的文化意识和地理概念。大概是1945年,或者是1946年,日本在中国战败投降了,加之继父年迈,体力不支,思乡心切,继父便携全家回到了他的老家孟县南庄镇田寺村,先生也随之在田寺小学继续读书。接下来中国发生的内战,与洛阳不远的孟县是中央军和八路军拉锯式反复争夺的地方,战争一来,老师们就往太行山里跑,战争结束,他们再跑回来继续上课。这样,先生一年级只上了几个月,就一下上了四年级,几个月后,就上了五年级。
       马遵生有了知识,也长大了,通过种种私下的探寻仿佛知道了一些老家沁阳的地理方位,北,40里,或者50里。尤其在继父去世后,承受生活困苦巨大压力的继母,性情乖戾,急躁易怒,待他不是很好,经常打他。这成为了一个孩子直觉里意欲从马家逃跑的契机和决心。于是那天,朝北,再朝北,一直跑,就跑到了沁阳,跑到了圪垱坡,跑到了家。然而他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被称为家的屋子、墙、树,或者草,现在一片荒废。他不知道他的母亲那时,正往东找他,往南找他,往北找他,最后这位疯狂的母亲终于停下了她的那双小脚,用眼睛看了看一群又一群的河南人、一群又一群山西人,一年又一年地往西北迁徙,便断定那纷乱迁徙的人群里,有她的儿子。
       就这样,当儿子跑回家的时候,母亲用她的小脚已经跑到了西安。
圪垱坡的邻居,告诉了他这一切。

10

      在先生的叙述里,我没找到先生母亲的形象。先生那天所有关于母亲的描述,后来我从他的诗歌里发现,都与先生祖母的形象重叠了。

奶奶是个小脚女人
小时候 是她娘逼着给她缠的脚
缠得她一生迈不开大步

奶奶要强
荒年时挑担进城卖粉条
起五更打黄昏来回百十里不喊一声苦
三寸金莲踩得石头都低头

奶奶会绣花
不重样能绣百种花鸟鱼虫
小时肚兜兜上奶奶绣的牡丹
至今还开着

结婚时奶奶绣的鸳鸯枕头
鸳鸯还在戏水

可奶奶没有文化  要不然
奶奶就是个撒切尔夫人 或者中国的
吴仪副总理

      无论是事实,还是诗歌,先生的“奶奶”都让我觉得这个“三寸金莲踩得石头都低头”的女性,其形象赋予的,可能是先生的奶奶,也可能就是先生的母亲。我不知道在我和先生之间,究竟是谁发生了记忆和叙事的错误。
       为此在我从洛阳回来后,专门打电话过去询问先生,先生在电话里笑了说,那首诗,就是写我母亲的,只是当时用了我儿子小东的口气写的奶奶,诗里提到的事件也都是真实的。
       那么说到这,当年先生与母亲间的相互寻找,其结局,无需我再交代你也能猜到了,正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是一个历经艰辛而终于团圆的结局。先生那次跑回圪垱坡后,村人就将消息几经周转,传递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凭感觉对消息作出判断,那就是她要找的儿子。当即从西安动身,还是用她的那双小脚一路要饭走了回来。
       在孟县田寺村,母亲见到了她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养母。需要交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解放。——固然这是两个没有直接关联的事件,但在先生见到母亲的那一刻,它充满了寓意。
随后,母亲就把儿子接到了西安,住在东六路。紧接着,已在西安的先生的马家两个姐姐也把养母迁居到了西安,住在东三路。我们不必说出这其中的原因,但我们都知道其中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血缘之外,还有更多美好的包含。先生与养母和已去世的养父,多年一起的生活,已成为感情的相互纠葛和依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毕竟抚养了一个孤苦少年的成长。先生说,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份此生不能忘怀的恩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我们和北京都已经做好了庆典的准备,再过一天,首都天安门广场就要举行国庆盛大庄严的阅兵仪式和群众联欢,美丽的烟花将开满祖国天空,欢乐的歌声将响彻中国大地。——那晚我在郑州与诗人单占生、马新朝、杨吉哲、李霞、杨炳麟小聚,席间,单占生说,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列举或证明那些国家的伟大成就、辉煌巨变,作为普通的人民,我们只要想想我们所在的国家,没有伊拉克的战争、非洲饥饿、人体炸弹、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种族冲突,你不觉得我们生活每日的平淡和安心,就是在天堂么。单占生是诗人,兼学者。
      回到先生,60年前,先生15岁,或者16岁,于今我们用文字,很难再现他与母亲西安见面的场景,依照先生羞涩内向的性格,不知当时先生如何完成这感天动地的重逢刹那。数十年后,我们听到了先生将这份积郁于心的苍烈,终于带泪呼出——

想娘
泪两行
——黄河
——长江

      解放后,先生在洛阳拖拉机厂工作时,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一起生活,直到老人家89岁那年去世。而养母一直在西安,去世时,先生急急赶去了那里,满怀感恩和一腔悲戚,把辞世的养母带回到了孟州老家,亲自为之安葬。先生在坟前向养母深深磕了三个头,然后长跪不起。
村人后来认出来,坟前那个白头发的孝子,就是当年的那个马遵生。

11

      其实在我所能见到的先生的大部诗作里,没有关于养母的文字,也极少有关于娘的故事,甚或形象借喻,这可能是一个和诗无关的猜想和疑问。而上面我引用的那首短诗,我们知道它的题目是:《给祖国》。固然于今读来已有先生母子失散与历经艰辛的最后重逢,联系成为这首短诗的在场语境。但仍然不能抵消我对先生曾经生发的“宏大叙事”的传统书写置疑。当“祖国”标示了它的主题后,“黄河”和“长江”已经不再是两个词语,诗人可能有的本质表达,都被附着在两个词语上的文化意义完全遮蔽了。它们的语义是已被定义和同化的语义,诗人被明白无误地绑架和操纵,因此先生在这里选择的意象,早已都不再是“黄河”,也不再是“长江”。这是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在现时代,仍然为很多人所不能够自觉警惕的。
       在先生的诗里,“对于语言施行暴力,强迫语言接受预先设定的僵滞观念的支配。”(海德格尔语)《祖国》可能并非一个“遮蔽”的特例,甚至还包括他的《倒退着走路的人》、《结合部》、《大海与鱼》、《褪色》、《对性诱惑的恼怒》等,以及被先生在最近革命性地宣称为“无障碍诗写”的部分诗歌作品。当然,先生主张一种“无障碍诗写”、“无障碍阅读”,证明先生,已自觉从语言开始,进入书写的“敞亮”和“澄明”。
      有意味的是,先生的自称“无障碍诗写”,恰恰有这么一首《天亮》的阳光小诗,成为某种契合和证明——

不是说亮就亮的
还有黎明前的黑暗
启明星慢慢隐去
东方的鱼肚白慢慢显现

鸡叫过头遍了
鸡还要叫二遍哩
这个过程完了
二叔才给牲口套犁。

      我说的意味和契合,是说先生这一代诗人对传统语言暴力的彻底挣脱,以致颠覆,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心就可以做到的,这无疑也包括更为年轻一代的诗人,及其“撒娇”、“非非”、“在场主义”、“民间立场”、“口语”、“性感写作”、“第三条路”、“下半身”等等,大家都存在一个必然通过语言实现及其所实现的可能性创造艰难,正如先生妙语所指“不是说亮就亮的”;还有就是先生这首小诗带给我们的如此“澄明”的语言欣喜,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诗歌返回语言的“无障碍”或者“原始的本真”(海德格尔语),在到达汉语语言书写语境时,可能一切都是未知,但一切都有可能。
      “遮蔽”、“敞亮”、“澄明”,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概念。海德格尔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变革即被称作一次范式革命或“语言的转向”后,和著名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一起成为欧洲大陆人文主义语言哲学的代表。而运用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研究语言问题,构成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显著特征和主要内容。“存在本身横跨于它自身的、由它在言语中的出场所标志出的界域之上。语言就是这一境域,即存在之家。”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名言。
      早期,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有语言”,后期,海德格尔则认为“语言即此在”。在他看来,人类始终以各种不同方式与语言相遇,正是语言构成了人的历史此在的基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人、事物、世界均存在于语言和词语的际遇之中,语言澄明了存在的疆域,而存在也敞开了语言言说的此在。同时,海德格尔提醒我们,语言既能使存在澄明,也能使存在遮蔽,就像旧有的语言观,那些具有使用价值的语言,即人们通常说的工具意义上的语言及其表达人的主体化意图工具意义上的语言,使人与世界分裂,语言与存在分裂,远离它的本真与原始意义,并丧失了存在,从而使语言走向遮蔽。
      海德格尔强调,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自己说话,人是由于被语言用于说话才成为人的。换言之,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因此,不要把语言看作某种外在的客体加以研究,人就生活在语言之中,栖居在语言所构筑的家中,认识语言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而认识我们自己必须认识语言,思想者与诗人,或者艺术家,是这个家的看护人。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使存在的敞开形成为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他们的看护,就是存在敞开的完成。既不为什么而说,也不因什么而说,而是说本身在说着,一如思的纯粹处,在于他不是关于什么的思,而是思本身一样,他们都虔诚地守护着在藉以道说自己的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即思的文本力量和说的魅力所在。
      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努力,最终呈现为对语言和存在的艰辛拯救之路,他的企图,是努力使其返回无遮蔽的澄明之境。进而解蔽,并返回原始本真语言,让纯粹的思、纯粹的在,“纯粹地说出”,成为澄明无遮蔽的存在之显现。这是海德格尔人文语言哲学的理想。而诗之本质正与思、与在具有同源性,让它成为了澄明之境的本源所在。海德格尔无不浪漫地借他推崇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话说,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回到先生,我寻到了2007年年底,他写作了一首诗歌,叫《站牌》,我以为一定程度上,先生无意表达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与存在的哲学具象——

站牌站在那里
微笑着 看着一些人上车
一些人下车
向东去了
向西去了
向南去了
向北去了

站牌站在那里
微笑着 看来去的人匆匆忙忙
它不上车
它不下车
也不坐车
也不开车

       先生可能是不自觉的,而《站牌》原本也不是用来为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做出应证或说明,它所表现的意义可能更为广阔和丰富,但《站牌》无疑是他“无障碍诗写”的最重要的尝试和努力,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语言的“解蔽”,而且开始走向语言的“敞开”和“澄明”。
我的欣喜,溢于言表。

12

     现在我想来抄录先生的一首诗,题目是《烟囱》——

奔放出漫天的花朵/风送来煤屑的芳香/啊/那是从发电工人心中迸发的/献给社会主义的诗章/因为它占的篇幅太长/太长/所以用烟囱作笔/蓝天作纸张。

      再摘录一首,题目是《浇铸者》——

火舌舔胳膊/热汗双颊流/股股蓝烟如雾罩/缭绕身前后/钢勺/紧紧握在手/钢勺紧紧握在手/我们炉前来战斗/撒簇簇钢花/挑股股红流/黑黑的砂盘上/火焰跳荡/如茫茫原野/滚一团火球/啊/多少铸件/向祖国招手/多少激情/沁满咱的肺腑/长江大桥/有咱浇的梁/人民大会堂/有咱浇的柱/淮河大坝/有咱浇的闸/宝成铁路列车/有咱浇的轴/多少钢铁/巩固祖国基础/多少机器/赢得子孙万代福……但是啊/咱心里不满足/抬眼看世界/火熊熊/风呼呼/侧耳倾听亚非拉/杀声/枪声/战鼓/还有多少愁啊/还有多少苦/还有多少奴隶争自由/在浴血战斗/毛泽东教养的儿女/怎能够/怎能够/把天下的阶级兄弟丢脑后……

       后面摘录的这首诗,当年的《诗刊》发了头条,引起了先生的那个时代巨大轰动,影响广泛,成为流行,被全国上下跟风模仿,成了“模式”,一时间,这个“者”,那个“工”,——锻铸者、炼钢者、架桥者、架线者,电焊工、喷漆工、纺织工、筑路工等等,“者”满为荣,“工”满为患。这首诗写于1963年11月,先生和李学鳌、王恩宇等已是全国知名的“工人诗人”。
十多年之后,“文革”期间,准确说是1975年,这首诗被集体改写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其中的“钢勺”改成了“大钢勺”;“淮河大坝”改成了“海河大坝”;“宝成铁路”改成了“成昆铁路”等等,最是后面,“多少钢铁/巩固祖国基础/多少机器/赢得子孙万代福”改成了“多少钢铁/为无产阶级服务/多少机器/为社会主义加速”;尤其是从“但是啊”开始,改成了“但是啊/斗争在继续/耳旁鸣战鼓/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用战斗来保卫/批林批孔的炮声/又提出新任务……抬眼望当今世界/山雨欲来风满楼/苏美两霸陷泥潭/天下大乱好时候/亿万人民握刀枪/风雷滚滚动地吼/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战士啊/一颗红心连五洲……”
      如果你有耐心,不妨把其中的一些变化了的句子细致地比较一下,那是两个时代的政治强暴,加诸在一个文本上的话语被迫,藏有多少诗的无奈,人的无奈。我们都知道,那时所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是诗人。因此,先生的这首“诗”,我们只把它看作是时代或政治的产物,而根本无须把它看成是艺术的创作。后来谢冕在“新时期”对先生的这首诗,大加批判和责伐;想来谢冕亦大谬,及至可乐,谢冕还是把它当做了诗歌来看待了,他就没弄清他面对的物品的样式和属性,就开始指手画脚。谐谑的结果是,让我想到谢先生,就像是用味觉来欣赏音乐,用听觉去品尝水果一样。
      这是题外话。而我想要说的是,我抄录的先生的第一首诗,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恐怕你很难猜出它的写作时间。而这要算是先生最早“发表”的诗,时间是1957年9月,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40年后我们来读它,如果去除其中的“啊”、“发电工人”和“社会主义”这几个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词,它和我们现在很多人写作的诗歌、报纸上的诗歌、一些刊物上的诗歌,能有多少区别呢。这个话题惊心动魄。因此我在许多笔会和诗会上,都说到,我们真应该对我们当下的写作,进行理性的盘点和清醒的检讨,暂且不说后现代,中国诗歌果然完成了对现代主义的学习和训练么?即使是现实主义,我们是否做过真伪的区分和对其精神深度的领悟和把握。等等。我之所以置疑,是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早已不是问题。
       中国当下诗歌巨大的进步,自然是有目共睹。一定程度上不仅解决了现代诗歌写作的认识和观念,从反思、绝望、解构经典和讽喻传统,从指认语言的遮蔽性入手,也在局部努力进行一场汉语语境下澄明书写理论与文本的架构,具有先锋突围和创新向度的意义。但就每一个个体的书写者,都还艰难地在进行着一场观念和语言的博弈。而我们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期待嬗变,也尝试失败。

13

      就是在2005年,那次河南栾川龙浴湾的“金秋诗会”上,先生带去了他即将出版的《李清联世纪诗选》的打印诗稿。先生一定要我看看,并赐我“生杀予夺”的权力。我根据我的理解,对其中很多篇章进行了删改,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主张和理由。
这其中,就有那首后来十分著名的《倒退着走路的人》——

清晨,我看到
一个倒退着走路的人,后来
我又看到许多倒退着走路的人

倒退着走路的人
倒退着前进

      我为这首诗的前一节几乎欣喜若狂,它启示我的生活经验、书写经验以及敞亮、在场、想象力,都是丰沛而广阔的。但结尾我认为,却不免是一个书写的缺憾。这无疑是传统书写的惯性和痼疾带来的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要在一首诗的结尾“点题”或者“升华”,被称为“诗眼”,结果“敞亮”被意义“遮蔽”,本来在开始展开的无限自由和想像空间,最后都成了“直奔主题”的铺垫套式,用意浅显。于是我建议先生,是否重新考虑这首诗的结尾。
       先生思考了之后,答应了,包括我提出的其它意见,当场争论和探讨后,先生也有选择地接受了。而在诗集最后出版时,并非一个意外的有趣结果,先生把所有修改过的诗稿,都又恢复了原样。
      我可以想知,先生进行了怎样的一场最后取舍的痛苦博弈。不能说是胜利,也不能说是失败。存在于先生的诗集里,那是一个时间刻度上的写作呈现,一个必然,一个过程,或者阶段,之于我们,耐心与焦虑中,是中国诗歌更加漫长的寂寥守望和凄惶等候。
先生那首《倒退着走路的人》,后来被诗人叶文福读到了,“突地眼下一亮,继而心动,继而拍案叫好,或叫绝……”叶文福用一连串的短句,表达了他那一时间的阅读欣悦和激动。对于诗的结尾,他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说,“我觉得后两句的议论点得重了点儿,于是也就点得过明朗了点儿。假如我已经有了前三行得意之笔,到此处我便更朦胧些,如同喝醉酒的人给人指路,顺手一甩而已。或许就成了:倒退着走路,倒退着走路”
      《李清联世纪诗选》出版后,先生把新书寄给了我,同时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向我细致解释我的那些意见,为什么在出版时没有被采用。对于先生的那些向我略有歉意的解释和陈述,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完全没有必要,我更感动于先生对我的信任,正是信任,才有坦然的接纳,或者直言的拒绝。
      诗人,所有诗人,宿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永远面对的,都是言说取舍的痛苦。
那种取舍之痛,一如生死立决,炙灼于心,无时不刻。只有诗人知道,他们旋转语言舞蹈的足尖,直立在词语的锋刃上,在肢体的奔放与情感的委婉之间,是美轮美奂中的锥心之痛。

14

      先生那年被母亲接到西安生活后,经过一些曲折,考上了圣路中学,即后来的西安第四中学的前身。只在那里上了几个月,家里发生了一场火灾,租借人家的房子在大火里化为灰烬。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唯一的一个原因——先生就不能再去上学了。
      后经朋友帮助介绍,先生就参加了工作,在当时的西北电业管理局当勤杂工。这个年轻的勤杂工很快就被人发现,写得一手好字,间接的意义是,这个年轻的勤杂工是个有文化的勤杂工,就被提上来,抄写和收发文书。其间有个人缺,先生就当了干部。之后,先是选送去沈阳技工学校学习,后又被选送去在户县建设的西安第三发电厂筹备处当监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国家要在甘肃武威建一个发电厂,为储备人才,先生又被选送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进行电工技术培训,幸福的是,先生在那里,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国产汽车出厂。两年后,也就是1958年春末,甘肃武威电厂下马,洛阳拖拉机厂上马,先生他们那一批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接受培训的一百多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就被送到了洛拖。1958年7月,再一次幸福的是,先生不仅见证和亲历,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的出厂。

在宽阔的车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