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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源头的奠基与诗歌——兼谈商丘传统文化中诗学元素的构成
时间:2017-12-4   浏览次数:967    作者:夏汉  文章来源:

       

      当“传说一万年前,三皇之首的燧人氏出生于商丘并在商丘一带建立燧明国”“8700年前,栗陆氏、朱襄氏、葛天氏等先后在商丘建都”“约在公元前24世纪,颛顼、帝喾高辛氏等先后在商丘建都。”“帝喾之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今商丘),为商族人的始祖”这样的文字赫然显现于搜狗百科,我不需怀疑其真伪——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只欣喜于人类历史给商丘带来了炫丽的彩头,就是说,商丘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确定无疑的。而现在,我更关注商丘传统文化中诗歌力量的凸显与构成。

       我们知道,华夏文化源自于仓颉造字,从此有了中华汉字和浩如烟海的中文图书典籍,有资料云:虞城仓颉墓位于河南省虞城县王集乡堌堆坡村,始建年代已无从查考。汉代、唐开元年间及清康熙年间曾几次重建。现存有康熙九年重修大殿一座,殿两端各设配房,殿内塑有仓颉坐像,孔子拜坐身前。大殿后面有仓颉墓,高五米、周长约八十米,墓周种满菊花,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些资料里,至少透露出仓颉曾经于此生活过并到卒世,如此则可以说,他作为中国文字发明的始祖,为中华文化与文明奠定了文字基础,也让后世诗歌的写作成为一种可能。

       有典籍表明,缘于孔子的亲缘背景,他一直把当时的鲁国(曲阜)作为其“父母之邦”,而视宋国(即商丘)为“祖先之国”,一生还乡、问祖和游历十四次之多,以至于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儒学思想大约就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形成。而在所有文化构成中,儒学是中国最本土的文化根基,故而在文学理念中,文以载道就成为对儒学的敬仰。无疑,诗歌是古代文学的中轴,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发端于中原(尤其商丘)的儒学就天然地成为中国诗歌根本的精神质素的本源。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春秋战国时期,商丘文人荟萃,一定有诗歌的产生与流传,孔子多次在商丘游历、讲学,就会搜集本地的诗歌,编入《诗经》,如此揣测,商丘就会有最早的诗歌存世——这也就从诗歌实践上推及诗歌的发生与发展,不啻说孔子极有可能是商丘初创时期诗歌的推动者。还有一位哲学家,他就是庄子。他的《逍遥游》在朴素辩证的因素里,认定“无为”的思想,追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而庄子想象力的超拔,又开启、润泽了后世文人(尤其诗人)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思和运思的潜能与天赋,并以一种富有幽默、讽刺意味的寓言成为诗歌形式的源头。概言之,两位本土的大哲圣人的学说所包含的精神智慧与语言形式元素,天意般地蕴藉、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早期萌动,成为伟大诗国耸立的坚实而丰厚的奠基,而商丘无疑是他们最直接的惠泽之地。

       历史对应中的西汉,在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苑”。《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中这样描述:“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言下之意,睢阳城周围奢华至极。而我们关注的是文人墨客的“莫不毕至”,这其中就有枚乘、司马相如等专于汉赋的大家。有资料显示,枚乘引《谏吴王书》《七发》《梁王菟园赋》等成为梁园及整个西汉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写于梁园的《七发》更是汉赋由楚辞演变而来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体制的最后形成,其开创的设客问答形式、铺陈夸饰的特点,均为其后的汉赋作者所继承。后人仿《七发》形制,有《七厉》《七辩》等问世,足见枚乘辞赋影响之深远。司马相如是西汉中期最有成就的辞赋家,他先在朝中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景帝文治武功皆留心,独不喜辞赋。司马相如颇不如意,见梁孝王惜士爱才,便效仿枚乘称病辞官,到梁国追随刘武来了。司马相如客居梁国数年,给梁园留下了《子虚赋》,后作《上林赋》呈献汉武帝,深得嘉许,拜为郎,不久迁为孝文园令。正因为有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的加盟,三百里梁苑中形成了历史上“文学景观”式的梁园作家群,使梁园辞赋开汉代大赋之先声,并为西汉文坛输送了大批人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指的就是这一时期。“三百里梁苑”则为这些文化人提供了理想的驰墨骋怀的园地。[1]可以这样说,以睢阳城为核心的商丘,在西汉达至文化辉煌的巅峰。

       杨鹏在对于台静农先生的研究中,如此说:“台先生这种对‘探本寻源’的重视,又表现在他对赋的讨论上。他首先辨正‘赋’的字义既假借为‘敷’,又假借为‘诵’;而《左传》中之赋诗,即诵诗之意;《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可见此一定义不始于班固;继引《周礼.大司乐.注》:‘以声节之谓诵’,认为诵是声音有顿挫,‘诵其言谓之诗’(《汉书.艺文志》),可见赋亦属于诗的范围,故班固又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一段论述告诉我们汉赋源自于诗,这是有证可居的。继而杨鹏又写到:“台先生拈出‘诗人的精神’、‘辞人的热衷’,真是锐利深刻之见。这不仅鲜明地判别了汉赋的两类,让我们明白‘辞’、‘赋’毕竟不同;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中国文学传统中自有‘诗人’一类——而这‘诗人’精神,又不仅于诗的传统中可见,即在文的传统、小说的传统中亦可见。”这是说明中国文人的骨子里就有诗人的遗传与沉淀。[2]有资料表明,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3]。那么,汉赋这种文体天然地裹挟了诗歌的质素。而其被诟病为“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的大赋的语言特征,其实体现出一种文采,正可以给后来的文学带来有效的启发。小赋的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则愈加贴近诗歌。故而,文人云集的“三百里梁苑”产生的大量汉赋名篇,注定会为以后的汉语诗歌提供有效的诗学滋养。

      鲁迅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司马迁虽居于长安,也一定羡慕“梁苑”之繁盛与文人之“毕至”,我们推测他一定会多次采风于此,这样看来商丘又会多一份史书之殊荣,而其诗性的成分亦会培植后世的诗学。

       焦延寿生活在汉武帝之后的昭、宣、元、成年间,西汉梁国人,曾为小黄令。焦延寿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著有《易林》一书,这既是一部《易》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四言诗集。唐代的王俞,明代的杨慎、钟惺、著名画家董其昌、“神韵”派诗人王士祯,清初诗人冯班等都对《易林》很重视;《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术数类》;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焦氏《易林》说:“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籍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并在《管锥编》中立了一个专题,研究了其中30林数百首作品,称赞它“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焉。”闻一多先生则把它与《汉乐府》并称为“汉诗中的二大成绩”。可见,焦延寿作为一个诗人,也是商丘古典文化中的重要一员。

       自汉以后,诞生于商丘民权而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的江淹,成为商丘最为值得骄傲的诗人。据《自序传》说有十卷,这是江淹在齐代时的记录。据《梁书·江淹传》的记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可知他后来又有新的作品,自己辑录为前后两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旧唐书》记载是“《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后集》十卷”。唐朝之后,大多记载为十卷。明人胡之骥著有《江文通集汇注》。据《梁书》本传,他还著有《齐史·十志》,今佚。[4]以上典籍可以表明,他既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江、鲍”,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是南朝辞赋的佳作),也是一位重要的的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位商丘本土的诗歌实践者,他从四言诗入手,亦写过七言诗。但他更擅长于五言诗,这颇为不易——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崇尚于四言体诗的试验阶段,他的率先实践既具有天才的赋予,亦拥有诗学的眼光。这是我们商丘诗歌先祖的开天辟地之人,不妨说,他是商丘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历经世代的诗学积淀,缘于远古《诗经》的润泽,经由楚辞、汉赋酝酿,尤其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的发酵,至唐代,终于凝固成一种崭新的诗歌形制,从而达至中国诗歌的高峰。这个时期,朝制在商丘这块土地上尽管已经衰微,但唐诗的光泽依然闪耀着。其中最为显耀的就是高适。据史料介绍,高适是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21岁至46岁的青壮年岁,客居宋州(今商丘)达20多年,在宋州创作的诗歌多达69首,其中不乏有关梁苑的作品。”[5]这一时期,是诗人的开创期,诗篇多以反映民生疾苦、讽时伤乱的指斥弊政,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也有所批判,而数量最多且思想内容比较复杂的是他的咏怀诗,还有一些咏史之作如《宋中十首》等。这个时期的诗篇必将成为商丘诗歌文化的瑰宝。

       李白从天宝三年(744年)至天宝十三年(754年)客居梁园达10年之久,而这时正是他长安官场失意,遨游天下的时间,仅李白有关梁园的诗篇就有15首之多。[6]而且在此留下“千金买壁”的佳话。班琳丽在《三百里梁苑:永不落幕的繁华》这篇文章里,引经据典,有详尽的描述。[7]而杜甫早年与李白、高适同游梁苑,时常登高怀古,吟诗唱和,写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名句,并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期。[8]此外,王昌龄、岑参、李贺,宋朝诗人秦观,明朝名士王廷相、李梦阳等,都曾慕名到梁园怀古。王昌龄的《梁苑》让人读来平添一种苍凉:“梁园秋竹古时烟,城外风悲欲暮天。万乘旌旗何处在,平台宾客有谁怜。”晏殊的《玉楼春·东风昨夜回梁苑》,伤物伤怀外,更见恣肆、旷达:“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拆海棠红粉面。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储光羲则有:“梁园多绿柳,楚岸尽枫林。”刘长卿感叹:“飘飘洛阳客,惆怅梁园秋。”孟浩然有“冠盖趋梁苑,江湘失楚材”的惋惜,张说则予以无限的称赏:“珊瑚刻盘青玉尊,因之假道入梁园。梁园山竹凝云汉,仰望高楼在天半。”还有许棠的“夜宴独吟梁苑月,朝游重见广陵春。”韦应物的“到处无留滞,梁园花欲稀。”韩琮的“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另有《全宋词》《早梅芳近》:“深院静,小阑傍。标致不寻常。尽他桃杏占风光。谁敢斗新妆。玉堂中,梁苑里。休把雪来轻比。莫吹长笛巧摧残。留取月中看。”长短句中见唯美,更见三百里梁苑在文人骚客骨子里的深远影响。[9]

      历史推演到明末、清初,商丘又迎来了属于自己史诗性的文学景观,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赫然一笔,那就是被论者誉之为“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绩均誉满华夏”的“一个名噪全国的文学团体[10]”——以侯方域为领军人物的“雪苑诗社”。作为诗人、小说家的文化记者班琳丽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在此援引,以飨读者:梁苑称雪苑,始于宋代文学家谢惠连的《雪赋》。谢惠连与李白一样,慕名寻至梁苑旧址,其时大雪纷飞,触景作《雪赋》。归德人侯方域同样仰慕昔日梁苑的文学风景,加上钦佩谢惠连的才气,便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与乡人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徐作霖、张渭组建起雪苑社,此为雪苑“前六子”。清朝初年,侯方域同贾开宗又联络宋荦、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重修雪苑社,此为雪苑“后六子”。他们集结宴会,评点诗文,广结名流雅士,他们借雪苑诗社将中原一度打造成为大江南北众多文人心目中的一处胜地。雪苑“后六子”同样个个风流儒雅,倜傥不凡。此时作为“国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被文学界以“影响广泛深远,开一代之文风”推崇为第一,“远方之士偶得其书者,争分自抄录……天下好古之士,无不慕《壮悔堂文集》,而望之若云霄”。据说那时来河南做官的文人,无不派人持牒到归德求购,朝中的名公贵卿,案头都有他的著作。徐作肃是顺治辛卯举人,以诗作出名,著有《偶耕堂集》。贾开宗诗先学杜甫,后学陶渊明、韦应物,自成一体。宋荦不但仕途得意,官至吏部尚书,而且诗文著作等身,其诗作与号称“清代第一诗人”的王士祯齐名。在创作上,他们“诗追少陵,古文出入韩欧”,在学习古代名家的基础上追求创新,“力返风雅之道”。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侯方域的作品,对扭转明末遗留下来的清初文坛的衰败之风起了旗帜性作用。雪苑诗社无论是“前六子”,还是“后六子”,与三百里梁苑一样,在归德古城的历史积淀中,他们已俨然成为最经得住深藏垢埋的记忆和记录之一,而且将愈掩埋愈闪光。[11]。

       概而言之,从仓颉的造字,到文以载道的儒学发生,从庄周《逍遥游》的想象力的强力铸造到“梁苑三百里”的汉梁文人云集中司马相如、枚承等大家汉赋中的诗歌元素的涵括,尤其焦延寿作为易学大家而成就了四言诗的文学造诣,都成为商丘诗歌文化的早期源头性构成;及至高适与李白诗歌的商丘居地写作,杜甫及诸多唐代诗人的梁苑游历、拜谒留下的诗篇以及宋代的词章,建构了商丘深厚博大的诗歌渊薮;尤以南朝诗人江淹开创了本土性诗歌写作的先河,直到雪苑诗社的同门乡党的诗歌精英的辉煌成就,让归德古城雄踞华夏,彪炳千秋。这一切,都让商丘文化中的诗歌力量日益凸显而构成一个地区的文学显在性标识,从而成为商丘古典文化的骄人壮举,也必将激励后学者近取丰厚的商丘诗学文化的精神学养,远涉西方精湛的诗艺,从而重新谱写当代商丘的新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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