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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中国现代诗的未来
时间:2018-3-19   浏览次数:451    作者:鹰之  文章来源:诗评媒

   针对中国现代诗的现状,有两种论断盛行,第一种观点认为受消费时代的冲击影响读者已经不需要诗歌,再加上诗人介入当下生活的能力丧失,中国现代诗已经处在“岌岌可危”状态中;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中国现代诗处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网络的崛起、论坛、博客、民刊的盛行都在为诗歌繁荣推波助澜,这是诗歌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好局面,甚至激进者竟然搬出了现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1988-2004年任主席)的瑞典籍著名诗人卡艾斯麦克,并借他的“金口玉牙”说出类似“中国有世界级水准的诗人”这样的评价。

对这两种论断笔者都不以为然,第一种论断明显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至于后一种说法也只是建立在一种违背自然规律前提下的自我解嘲罢了,人家无断裂地进步着几千年了,我们还区区百年,就算中国人脑瓜比人家聪明也不能进步的这么快。至于卡艾斯麦克那句溢美之词,权当做客人礼尚往来的礼貌用语听听罢了,是不能认真的。

     既然以上两种论断都是无稽之谈,那么中国现代诗的明天到底在哪里?应该踏上一条怎样的振兴之路呢?我用的办法还是最古老的推论法,即:过去+现在+周边=百分之八十的未来。

 

过去

 

  “过去”是什么?“过去”当然是面镜子,拿它比照一下现在就知道我们缺了什么。如果过去的某个部分曾经异常耀眼,而作为对应的另个部分则异常黯淡,这只能说明耀眼的部分具备了发轫的天时、地利、人和,而异常黯淡的部分则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同时到场,还没有迎来它的辉煌期,但它迟早都要发生,这就是“一体两面”道法自然。

 

百家争鸣,“无后”遗憾


    要想让马儿长得壮、跑得快就得让马儿吃好草吃好料,那么诗歌要想进步也缺不了骨子里的营养——思想。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如果没有自己不断递进发展着的思想理论做引导,仅仅靠舶来品的残茶剩饭,怎么可能让诗人写出具备原创思想的诗歌呢?当然了,如果仅写写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的“感动诗歌”这便无所谓原创不原创了。但你如果想成为世界级的诗人,为整个人类做代言人,却要时时受到无“思想灯塔照耀”的困扰,否则即便你能单打独斗写出了超越时代的杰出诗歌,因为大家不知道这种思想渊源,评论家自然也不能给你自觉往某种“未知思想”上靠,如何让大众去接受他呢?自然还是“有言不信”。因此大诗人诞生还需要一个整体鉴赏力提高的“发射架”,否则就得像杜甫那样被后人追认为大诗人了。

回顾中国文化的思想史,最鼎盛时期还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的大思想家都是在这个时代诞生,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大思想家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从人性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这些思想将来都还会有二次萌发发展壮大的一天,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应和人性需要而产生的,莫名其妙无疾而终是不正常的。这些思想的发展完善既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持续递进发展的基础所在,也将成为中国现代诗歌源源不断地营养供给,中国唯一的一名伟大诗人屈原诞生在那个时期就是明证,在此之后中国再未产生能够为人类思想史代言这个高度上的大诗人(中国还有哪个诗人的作品能与元诗代表《天问》相提并论?)。那么可以断言,中国世界级的大诗人必将在中国思想理论界二次“百家争鸣时期”产生,至于目前评论界的捕风捉影瞎吵吵,都可视为“没来由的A是B”可忽略不计。

 

“意境诗”崛起了,“意味诗”时代何时到来?


   如果把诗歌人为分成两大类:就是抒情诗和哲理诗(只是某种倾向性而言,有很多诗歌是情理兼容的),如果加个中性的智性诗应该为三种,抒情诗和智性诗到盛唐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李白的抒情诗和王维的智性诗都抵达了天人合一的高妙意境,盛唐也因之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相比较屈原的单骑突进,盛唐诗歌拉动的是整个时代的进步,盛唐诗人的交相辉映也造成了他们身后千年诗歌史的黯淡无光。但仅仅抒情诗繁荣理性诗萧条也不正常,这好比一个人的左脚迈出去了,右脚却老是没有迈出,这只能是一个“稍息姿势”,却没形成“走路”姿势。到宋代苏轼等人妄图在哲理诗上寻求突破,但由于受到格律的限制进展不大,苏轼虽尝试以诗为词,借助于长短句来化解哲理诗的“硬”,但由于词终归也是靠音乐美来呈现,仍然受到诸般制约,因此可以说理性诗在中国格律诗时代一直没得到扬眉吐气的机会,这就无形当中为中国白话新诗追加了一条任务——繁荣理性诗,或者说中国现代诗另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很可能与理性诗的崛起有关。


    假定“意境诗”诉求更强调天人合一的不可言说之美,尽善尽美的格律无疑起到了如虎添翼的辅助作用,但随着自由体诗的出现,这种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之下的高度完美无疑也被打碎了,后人想再创造一个盛唐恐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这也为理性诗歌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国人并未走出意境诗的感性审美时代。回顾近百年来的新诗发展史,虽然我们采用了西方诗歌的自由体形式,但在诗歌鉴赏上却不是“自由的”,除了官方倡导的“有用性” 外仍然是千篇一律的“感动写作”,用衡量抒情诗的标准来衡量全部诗歌,那理性诗歌又如何能繁荣呢?因此,除了卞之琳的《断章》等极少数理性诗歌昙花一现偶尔被提及外,大部分理性诗人都未留下痕迹。直到欧阳江河等人出现,理性诗歌出现了抬头向上的趋势,遗憾的是欧阳江河虽然能把玄学有效纳入诗歌,写出了理性诗的深度,但在表达技法上明显失之机械化、枯燥化,最终诗歌是个可感受的形象化的东西,理性诗如果不能在表达过程中呈现出意味,是无法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的,因此无论格律诗时代还是百年新诗的发展史,理性诗人至今仍是中国文学史的“空缺”。

 

周边

 

 “周边”是什么,“周边”就是“它山之石”,也是一面镜子,照一照也知道自己身上到底缺了什么,马克思也说过,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周边”也是“外因”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诗想长足发展,是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一个美猴王来的,既然自由体诗本身就是个舶来品,那么西方诗歌的发展趋势必然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诗歌无断裂地发展延续几千年了,这等于说他们已经实践几千年了,如果我们无视他们的实践,过分看重这“百年成果”,那所谓的让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就等于一句空谈,因为当矛盾双方不处在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之中的时候,又如何发生矛盾呢?你如何去战胜一个虚拟的敌人呢?用句更直白的话说,你不接受人家诺贝尔评选标准,不先按照诺奖标准来约束自己,然后拿一个“鲁奖标准”评出的“大诗人”去参加诺奖评选,这不是和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地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一样吗?

    如同中国诗人喜欢笑话西方诗人的榆木脑袋不开窍,只懂逻辑不懂想象,西方诗人也一直在嘲笑中国诗人急功近利画饼充饥,在国人一切为“感动”马头是瞻的时候,西方诗人则一直把“真理”视作诗歌的核心,在他们看来诗歌艺术从来、一直就是理性的,比如:亚里斯多德说过,“诗歌比历史更具哲理性,因为诗歌涉及的是普遍性问题,而历史涉及的是特殊性问题”;叔本华则认为,令大自然发挥作用的不是爱,而是意志;尼采则认为哲学和诗歌本就是两位一体的;雪莱也曾说过,“诗人是权利至高无上的哲学家”;柯勒律治则认为诗人是隐含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不是显性意义上的哲学家;马拉美则认为诗歌是诗是观念与形式的统一,是抽象概念的形象化;叶芝则认为诗须在宁静中感受宇宙万物的哲理,并令这种哲理形象化呈现;艾略特的说法更彻底,诗歌就是最真的哲学。西方诗人都是思想家、哲学家与诗人双重身份的统一,如但丁的《神曲》艾略特的《荒原》等等,本身就承载着人类思想史启蒙者角色。

   那么,诗歌的本质究竟是理性还是感性呢?如果单从诗歌为人类代言的角度来说,它最终都将走向理性。因为一个诗人如果想为时代代言,就必然和整个世界处在同一个共时性的矛盾统一体之中,而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据还是两个字“逻辑”,一个诗人仅凭感觉去为世界的未来写作是靠不住的。


    从中国的诗歌史和西方诗歌史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理性诗必将繁荣,一方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国粹“意境”并与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还要吸收西方诗歌的“意味”为我所用,只有迈开“两条腿”上路,才能走得更远,才能在世界诗歌史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当下

 

    什么是中国现代诗的“当下”,依我看所谓当下就是“迷迷糊糊的童年”时期,因为相对成熟的审美体系并未确立。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阶段中国人对诗歌的审美鉴赏本就还处在“不定性”阶段,一方面这些蒙昧的话语权人士强调诗人要关注当下、深入现实、为时代代言,另一方面又强调“感动写作”是诗歌的唯一出路,这就好比强制性让张飞当了岳飞的兵。因为“关注当下、深入现实”等于让诗人写出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昭示的是这个世界应该向何处去的真理,是一种理性的警醒,否则所谓关注现实就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即时性裁判”。而当前世界最大的现实莫过于资源的加速枯竭、生态的加速破坏、环境的加速恶化、人性的加速沦丧,不通过深层次的现实揭露、理性的分析与展望,仅靠隔靴搔痒的牢骚、浮泛的煽情,是无法让诗人为时代做一个合格代言人的,区区一个“感动标准”根本无法衡量这些诗歌的真正价值。比如,如果人类无节制地开采地下资源,等于提前透支了后代的财富换取眼前的繁荣,同时又令我们脚下的土地会变成一个个潜在的陷阱,一旦发生地震灾害很可能导致惨烈的人间悲剧,但如果诗人仅仅写出《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这样的所谓感动诗歌,这和关注现实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现实的细微末节罢了,无法起到对世人的警示作用,因为灾难的隐患仍然在重复缔造中。那么,此时你如果去批评人民的急功近利让人民感动让目光短浅的话语权人士感动又怎么可能呢?因此,纵观国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所谓诗歌大赛,尽管都打出了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为时代代言的旗号,但最终都是肤浅的“煽情体”独领风骚,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即便诞生了《荒原》《恶之花》也会被“感动标准”抹杀掉。

     那么,如何来厘清当下诗坛的发展趋势呢?很简单,官方和民间的各自发展态势决定着诗坛的未来发展趋势,“官方”除了显性的官刊、作协、教材编撰者等等话语权机构还应包括出版社或新华书店等等,“民间”主要包括民刊和网络。现分述如下:

 

“官方”对诗歌的约束力正日渐式微

 

   毫无疑问,随着网络的崛起,高高在上的官方话语权机构正日趋低下高贵的头颅处在全民监督之下,那个非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外行领导内行的机制正受到挑战,这与其说是时代消费大潮的冲击影响,莫若说是“诗歌”这种“自然之物”内因作用下的历史发展必然。

 

“怀旧”令官方的审美鉴赏力远远落后于诗坛


    环顾百年来的诗歌发展史,官方机构一直扮演着一个后知后觉者角色,远的不说,仅仅最近三十年这种倾向就比较明显,如,“朦胧诗”的“地火明夷”,昌耀的花甲成名,海子的“死为大”等等。而从目前状况看,如果官刊人为把审美尺度停留在了“海子时代”,那么教材对诗歌的平均鉴赏力充其量还停留在艾青、食指时代,一个靠读“中学生诗歌”毕业的大学生看不懂现代诗歌是常有的事。而他们费尽心思评出的所谓大奖,不但不能推出先锋作品推动诗歌进步,甚至还有可能成为世人嘲弄的对象。

 

“怀旧”令新华书店变为“怀旧书店”


    受官刊和教材的“怀旧情结”影响,群众的审美鉴赏能力本就还停留在“窗前明月光”和徐志摩戴望舒时代,作为信息窗口的新华书店,本应突破这种怀旧情结引来活水资源滋润诗人,但由于受到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企业经营理念影响,他们也不自觉加入到了怀旧者行列,尽管诗歌以外的纯休闲娱乐类图书已经与潮流同步,但诗歌却还是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老诗唱主角,国内的还是徐志摩、戴望舒、海子这样的青春期小感觉体占据头排,国际的也是泰戈尔、拜伦、雪莱们雷打不动,至于西方新近崛起优秀诗人的作品很难见到,而国内新锐诗人的东西也是不见踪影,这对诗歌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这种模式不改变只能导致读者与诗歌的进一步断裂,为了促进诗歌的繁荣,他们如果能做出一定的牺牲也算中国诗歌之幸。

 

官刊的平庸,与体制牵连已不大


   如果早些年官刊流行的“歌德体”是体制粗暴干涉造成的,那么官刊现在的平庸不得不说实际上就是主编的平庸造成的,再把这笔账算到体制头上未免李代桃僵,因为官方现在根本不需要影响甚微的纯文学刊物来充当喉舌,恐怕把所有官刊的发行量集中起来还及不上一份日(晚)报一天的发行量,甚至在一本官刊头题发一组作品未必能赶上韩寒、赵丽华、洪烛等人博客一篇文章的影响力,因此,很多民间诗人对体制的抵触情绪,很可能都是小题大做盲目的无厘头。


 

“网络”把诗歌带向“民主时代”

 

    相对于几个平庸编辑、几个对诗歌认识一知半解的评论家来人为安排中国诗歌的命运,网络的出现无疑把诗歌推向了“民主时代”,诗人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都是在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中进行,这无疑为真诗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多因为官刊资源有限不能发表而半途而废的诗人又找回了写作的青春期,但由于网络的新陈代谢过快,被时间追赶的诗人又陷入了批量复制的 “功利化”写作之中。

 

急功近利,网络诗人的“隐形杀手”


     在我不反对任何不污染诗坛生态前提下的拉帮结派炒作活动的同时,却一直反对诗人的功利化写作,太阳、地球、月亮这些永恒之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在绕着某个发光体公转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的自转。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自转”就是一种保持其个性化创作生涯得以延续的节奏,读者的审美鉴赏力本就是诗人“培养”“调教”出来的,你如果一味地应和读者绕着读者转,一个诗人的创作生涯会被提前透支掉。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网络一直很常见,很多人气指数颇高的美女诗人,在取得网络与官刊的双重认可之后,为了保持这种“四面开花”的状态,都陷入了快速复制之中,频繁制造着诗歌垃圾,这种急功近利式写作正日趋成为消灭个性诗人的“网络杀手”。作为一个好的诗人,首先是一个好的“生产者”,然后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既然有了网络这个铁打的市场,还愁你的好产品卖不上“好价钱”吗?


未来

 

   假如把中国自由体诗的未来分为遥远的“大未来”和今后几十年的“小未来”,那么过去的历史和周边环境无疑决定了“大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中国自由体诗的发展高峰必将是在思想理论界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主题也必将是站在为整个人类代言高度上的理性诗歌为主。而通过对当下官方和民间的各自简单分析也可轻易判断出中国现代诗今后几十年的“小未来”——也是官方和民间经营模式相互融合、审美标准日趋统一、发展趋势日益共时化的格局。具体将呈现如下模式:

 

官方将看网络的脸色行事


   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趋势不是区区几个官刊编辑和官方理论家能决定的,他们既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权限,在体制对诗歌倚重时期他们可以看体制的脸色行事,强制安排中国诗歌的显在“真相”,发一些“有用性”的“歌德体”,而今,以他们的平庸资质和肤浅认知只能转而倚重于网络这棵大树,来分享网络结出的果实,否则仅仅依赖于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伪乡土诗”、“生活化小随笔”,恐怕他们将彻底失去观众。

    自从网络诞生之日起,诗歌就已经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除非网络取消掉,否则没人能改变它的前进,除了先期一部分不正常鼓起的几个泡泡将迅速烟消云散,网络将会把真正的优秀诗人一批批“生产”出来,因为凡是一个真正想把诗写好的诗人必然要向比自己强的人看齐,不停地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壮大自身,久而久之民间也将诞生一个个“领袖”,只有这个自然选择的“成果”才是客观的必然的,那么官刊不去接受这个客观的必然的“成果”,反而固守一小撮人的“成果”,这不和浪费纳税人钱财谋自己利益一样吗?

 

“官方”与“民间”的融合不是“苟合”


   尽管官刊与网络、民刊合一是大势所趋,但也绝不是漫无目的的“苟合”,对时下官办上半月民办下半月的做法只是一种即时性过渡罢了,很可能转化成是个人对官方媒体资源的单纯利用,一旦达成自己的目的,在各个官刊的头题取得发表权之后,便自行退出。就概率而言,这绝不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因为没人会倾力打造一个与自己声誉无关的品牌,当然了,这世上也许有一半个这样高尚的人存在,只不过遇上很难。

     那么官刊与网络哪种联合模式才更符合它的健康发展趋势呢?很简单,尊重网络自然选择的结果,让“能者劳”“智者忧”,比如网络上“自然杀出重围”的各个流派的优秀先锋诗人,给他们一块阵地,专门经营探索诗、先锋诗,这既发挥了他们的强项,又保证了刊物的新鲜活跃,还争取到了他们的粉丝作为潜在订阅群体,这形同“铁打的刊物”与“流水的优秀编辑”之间的结合,何乐而不为呢?

 

民刊当自强


  在民刊与官刊“二士争功”时代,最终谁才能得成正果?当然是谁更有能力代言这个时代。目前虽处在和谐时期,但不可否认官与民的矛盾正日趋白热化,如果按照官方话语权人士的要求诗人要贴近生活、关注民生、要担当,又不给诗人写作指出明确方向,无疑把诗人推向政治“炮灰”的角色,要么就是写一大堆发表不了,让诗人的写作胎死腹中,能发表的全是不疼不痒婆婆妈妈,因此中国诗歌的平庸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与诗人无关。

   假如“人民”和“大自然”好比跷跷板的两头,诗人就好比那个看护跷跷板的人,他始终都将扮演着一个公正的裁判角色,所谓“代言”,就是替跷跷板的游戏规则说话!在大自然蛮横无理人民弱小无为时代,诗人当然是人民的呐喊助威者,激发出人民全部的精气神为己任,而今人民的欲望无限膨胀手段五花八门而大自然已变得弱小不堪千疮百孔,作为诗人当然要为大自然代言,为大自然的真善美做守护神!作为官刊编辑要想认识到这一点恐怕是20年以后的事,那么民刊不在此时接过为时代代言的接力棒又待何时呢?这也是民刊唯一存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出名与官刊交换话语权,那么民刊将最终成为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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